在魏晋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什么特点?
2022-09-13 16:02:17
魏是三国时期的魏朝,晋是晋朝;南北朝是魏晋南北朝的其中九个王朝。
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割据，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老庄为主要思想的新道家“玄学”的兴起。
这一时期的文人在玄学的基础上，接受了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魏晋文人风格。
一:魏晋士风的代表，魏晋风度
士绅阶层中的许多人虽然不再是贵族，但仍然保留着士绅的头衔，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知识分子群体。
在军事上，一个秀才可以当将军，带兵作战。下马后学习古今知识，可以担任中下层官员；文化上，借助文化知识的优势和传承，可以建立账号征集学生，传播思想，组建学校。
班里很多人都有毅力，有野心，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如此，这类知识群体在古代常被称为“士”。
士绅阶层发展到魏晋时期，在国家事务、军事、宗教、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形成了不同于上一代的独特士绅风格。
首先，理想和现实总是有矛盾的。
同时，这也是一个思想活跃多彩的时代。
在王朝高压和外族入侵的社会背景下，新士绅阶层处境十分危险。
士绅阶层的主要性格、思想和行为都非常自信、不拘小节、浪漫奔放，不拘泥于事物。有的士绅，为了表达自己的野性，甚至赤身裸体站着，铺着脏面，和猪一起喝酒。
人有才华，独立，相当喜欢高雅的收藏。
其次，自汉武帝刘彻采纳大学者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经学成为汉代思想界的主流。
即以“君权神授”为核心的“天人感应论”。
到东汉末年，“天人感应”论彻底崩溃，旧的思想权威土崩瓦解。有必要用新的思想来取代它，以便在这个乱世中指导人们的行为。
因此,魏晋中的文人承担起了重新树立精神支柱的历史重任。
但东汉末年，由于社会动荡，人们的自我意识终于被唤醒。
这一时期“天人感应”理论的崩溃，为当时人们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发展解开了枷锁，扫清了障碍。
这些社会的剧变直接影响了魏晋时期士人的价值选择、生活态度和基本生活方式，从而促进了魏晋士人式的形成。
再加上魏晋时期实行“九品郑智制”，导致门阀权力色彩浓厚，贵族家族主导国事。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家世的高低成为评价人才高低的最重要依据。即使一个卑微的人也能成为官员，但晋升之路却异常艰难。
原因在于，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贵族家庭在中央控制力较弱的地方形成相对独立的势力是必然的。
魏晋就单个宗族而言，东汉士族只有少数来自大家族，大部分是魏和西晋时期新建立的宗族组织。
在“九品中正制”的结构中，他们先是依靠政治力量在地方选举中夺取了对人的评判权，然后在政治舞台上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于是，原本强大的皇权不得不重视它，甚至妥协它。这也是魏晋学者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抱负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在魏晋时期，中国历史上名人隐士层出不穷。
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魏晋、阮籍、嵇康、单涛、刘玲、阮贤、湘绣、王戎这七位当时的名人。
《晋书·嵇康传》记载：
“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
南宋的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也记载:
“陈留阮籍，乔果嵇康，单涛，河内，三年都比不过，康少年就逊色了。预签约:郭培刘玲，刘晨阮贤，河内香秀，郎协王戎。竹林下常聚七人，恣意酣畅，酣畅淋漓，故称竹林七贤。
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他们生活不拘小节，经常聚在竹林里喝酒唱歌，抒发情怀。
是魏晋时期名人的那种清静主义，洒脱的行为风格。
饮酒、服药、畅谈、沉湎于山水的隐逸生活，使士人远离世俗事务和战争。虽然他们在挣扎，但他们仍然很自在。
而这恰恰是魏晋名人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也就是“魏晋grace”。
二:乱世与高压朝政下的仕风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多事之秋。
从东汉末年的“党闭塞之祸”到东晋灭亡，两百年间政局混乱，战乱频仍。
而那些有志于为国效力、重建山河的士人，面对日益恶化的政局和社会环境，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并由此形成了魏晋时期独特的官风。
(1)志于朝政，执着不渝
“我虽是贵人贵人，我虽是诸侯，但我仍能卑微到为国效力，为民造福，建立千古功业，保持金石之功。我只是一个有书法和书法的君子！”
由此可见，曹植拯救百姓于水火的宏伟志向和使命感。
此外，东晋学者祖逖也是这一类型的代表。
祖逖出生于西晋中的大家族范阳祖，曾在西晋中担任中下层官员，但一直郁郁寡欢。
永嘉之乱后，曾经强大的西晋王朝灭亡，祖逖被迫带领他的人民南迁，以避免江淮之乱。
在频繁的战争中，他被东晋授予魏奋将军和豫州(今河南)刺史的称号。
为了实现收复中原的愿望，祖逖于建武元年(317年)率军北伐，几年后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领土。
但由于权力强大，受到东晋朝廷的畏惧，被提升一级，剥夺兵权。
此时的祖逖目睹了刚刚建立的东晋王朝，不思进取，朝廷内斗，国家大事，最后一怒而死，北伐失败。
(2)壮志难申，独善归隐
这种职业情况的作者是陶渊明。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
他虽然出身名门，但家道中落。为“亲乡贫”所迫，数次为官，在江州任酒祭，后为桓玄、刘裕等人为官。最后一个官员是彭泽县令。
但是在陶渊明时代，东晋的官场已经非常腐败，官员们为了个人利益结成党派，勾心斗角。
相反，一个有志于帮助世界和人民的正直的人是很难立足的。陶渊明我深感身在仕途，不仅无法实现济世利民的仕途抱负，反而被迫随波逐流，甚至与之同流合污。
这对于陶渊明，是多么的痛苦和无奈？
因此，他只在彭的岗位上呆了80多天，便离开岗位，退休下乡了。
(三)矛盾不已、欲隐不得
这一类型的学者大多是在改朝换代前后。
比如阮籍，刘玲，嵇康魏晋之际竹林七贤中。他们“不为魏而死，以晋为耻”。
其中最著名的嵇康，字叔夜。惠姬(今浙江绍兴)出身，父亲和哥哥跟随曹操做官。
嵇康凭借父亲和哥哥的地位，他成了“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小伙子事业有成，能够与曹魏宗室通婚，被任命为中三大夫。
嵇康只是以仕为秘，纵酒狂歌，弹琴作诗，以食为修身，谈玄。
而曹魏皇室和司马氏集团两大权力中心的并置，让这一时期的很多文人无所适从，于是隐居成为部分文人的首选。
因为嵇康，杰出的才华和特殊的地位，在当时的石林获得了巨大的声誉，甚至成为思想文化界一些反对势力的代表。
所以有意取代曹魏的司马氏集团一开始就很注意笼络他，竹林七贤中的老朋友也多次推荐。
例如，靖远二年(261)，已经是司马家官员的单涛被提升为临时骑手。
他以前的官职，单涛，被命名为嵇康本人，却被他严词拒绝。到了靖四年，又未经嵇康的允许推荐了他。
而嵇康对此的反应非常激烈。《与山居元绝交》中有一句“以杜居者之口，标不屈节”。
此举也让西玛一家之主司马昭对嵇康恨之入骨，但由于没有任何合适的罪名，他一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而本来就和嵇康关系不好的钟会，借此机会在司马昭耳边反复攻击嵇康，特别指出嵇康是反对西玛集团的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的存在会严重影响司马氏的建国大业，必须及时除掉。加上后来发生的“六安事件”。嵇康终于，我逃脱不了这一劫。我被牵连进了监狱。
嵇康被捕入狱后，钟会趁机再次诽谤，称嵇康为司马最大的敌人之一。
事实上，嵇康任性而自由，总是不怎么关心世事的他，对司马家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嵇康被囚禁后，多位学者被多方解救。
但这些做法其实已经印证了钟忠所说的，嵇康是针对司马氏领袖的论断。
于是司马昭悍然下令处死/克洛克-3/和陆安。嵇康《广陵散》之死也成为绝唱。
(4)臣服现实，屈膝投靠
相比拒绝与司马和嵇康合作，同为“竹林七贤”的单涛就弱多了。
单涛，字聚源。他出生于贵族家庭，但早年孤独贫穷。他喜欢老庄学说，是竹林七贤之一。
司马懿发动“高平之变”后，彻底消灭了掌管曹魏的曹爽集团，进而掌控了中央大权。
此时司马氏政权虽不稳固，叛乱阴谋频繁，但决定了司马氏控制天下是大局。
40岁的山涛也在此时告别竹林，被司马家招为国君书。
当司马师掌权的时候，单涛已经被提升为尚书。
西晋成立后，单涛因个人名望和早期加入司马集团而仕途有成。先升大鸿胪，后任侍郎、吏部尚书、少府太子、左侍郎，为大学士。
但其远大志向，自古以来被认为与嵇康相去甚远。
第三，士风与仕风的异化与趋同
《现代汉语词典》对“士”的解释是:“在古代，是介于博士(封建时代一般指官员)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
而“为官”和《现代汉语词典》说得很清楚:“旧词指为官”。
(1)异化，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
正所谓“学文习武，与帝家得财。”作为一群拥有古代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做官似乎是他们自然而然的选择。
但由于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甚至文化环境的变化，很多时候学者和官员很难达成一致。
这样一来，文人阶层必然会被人为的划分。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官员作风和政治形势下的官员作风成为一个有趣的矛盾。
魏晋时期，正是由于朝代的频繁更迭，士人阶层在汉代经学崩溃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和建构了思想文化的核心意识。
此外，在九品郑智制度基础上形成的门阀制度为士人参与政务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经济基础，导致了这一时期士风和官风的异化。
(2)趋同，即趋于一致。
有人认为竹林七贤都是脱离世俗的人。
但细究起来，可以发现他们还是有很多俗的，七贤不同。
但它的价值在于它对试图鄙视、打破、跳出低俗的执着探索和艰苦奋斗。
可悲的是，如果未能挣脱，他们甚至会像嵇康一样被肉体消灭，于是由此产生的压抑或现实压力会迫使文人“迷失”，重新加入世俗。
魏晋时期，经过几轮较量，皇权和士人都找到了更务实的相处之道。
比如，从陶渊明“道不同，不求同”到单涛主动出山，乃至“挟”嵇康，都可以看作是魏晋文人“官风”与“仕风”的逐渐趋同。
事实上，以魏晋书生的生活境遇为代表的“士风”与“仕风”的疏离与趋同，正是隋唐科举制度从九品中学到汉代经学制度再到宋代理学的转型的一种表征。
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伦理型仁政观、道德型礼教观、圣贤君子观、理想境界、理想人格境界等的延续和发展完善。
它对传统政治模式和政治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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